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战争受害者，罹难或者幸存的，都肩负着“信使”的义务，将战争的不幸、大屠杀告诉世界和后代。

他们的想法和做法，让文岚觉得很震撼。

所以，文岚决定用两年间歇年的时间，尽量促成这件事情。

李文岚，利用了李哲闻和关氏兄妹的军方背景，也利用了安澜集团的能量，再加上一点点非正式手段，终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摄纪录片的批文。

中外合璧的拍摄队，将兵分数路，千万全国各地收集资料，同时采访并收集二战受害者的影像资料。

正在外国语学院读大四的李文岚，与学院部分同学一起，因为根正苗红而被选为实习助理，参与部分拍摄工作。

初时，许多人不理解，毕竟在时人的心目中，照顾好身边的人，努力发展生产，才是要紧的事情。何况，掀开二战期间的伤疤，除了惹哭一群人，勾起无数人难掩的伤痛，还能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泱泱大国，何必自揭伤疤，取悦洋人？那些看影片的人，他们没有经历过，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华国人的苦痛？

所以，很多人接受了组织的委派，因为想不通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却明里暗里有点消极怠工。

见事情推进得不太顺利，陈副总理亲自召开了动员大会：“按照目前的情况来分析，全面战争短时间是打不起来了。但是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松下来。大家要明白，舆论战，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。现在国际舆论的主导权，始终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际手里，我们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表的讲话，很少人会去听。按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，再过几十年，等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，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曾经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？”

“米国他们有电视，有电影，有唱片，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能够让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战是靠他们打赢的。没错，我们知道我们和苏联军民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没有我们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结束。但是，只有我们知道，又有什么用？我们必须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！”

“如果我们不说，这个世界将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付出。如果我们不说，那么短短几十年后，我们的努力，将会被米国他们抹得一干二净，永远消失在普通人的记忆里。”陈副总理举起相机，指着台上的摄影机，“这些就是你们的武器，这些就是我们向世界说话的声音。即便今天没有人听，只要我们努力去做，认真打好每一场舆论战，这个世界终究会听我们说话的。”

身为发起人和历史的见证者，文岚热血沸腾，灵魂都在颤抖。

对，没错，政治家就是政治家，高瞻远瞩，远非后世那些政客可以比拟。

举目望去，伙伴们各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，各个充满了力量。

当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后，大家开始群策群力，想尽办法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。

收集战犯的犯罪证据，收集二战受害者资料，把它们编辑成册，在纪念馆里一一公布。这是西蒙.维森塔尔正在做的工作，也是无数经历过二战苦痛的人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。

西蒙.维森塔尔中心于1972年正式成立，它与不同的公众和私人机构进行紧密接触，与全球不同的官方进行联系，并全球范围内与各大高校研究机构展开通力合作。这个中心，不仅关注他们国内二战资料，还关注全球其他方面信息，包括：二战罪犯尤其是纳粹战犯的执行情况；大屠杀及其相关事件的教育宣导；极端主义、极端宗教行为、新纳粹主义及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仇恨情绪的行为研究及其控制等。

文岚也想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，尽量多地收集二战受害者的资料。

因为，那些已经离世或者正在老去的二战受害者，他们是战争的见证者，也是战犯罪行的直接认证，是对战争最直接的控诉。

他们的不幸是对人类未来的警钟，人类有责任不让他们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再过几十年，随着受害者和见证者们的离世，甚至那个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陆续离开人世间，甚至很多在战争中逝去的人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机会知晓他们的姓名与经历。

我们谁也不能保证，我们将迎来的，是一个没有战争记忆的新时代。

但，希望这些资料，能够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战争留下的伤痛，提醒我们保持警惕。

将真相告诉世界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，是对整个世界道德的一种提醒。

西蒙.维森塔尔说过一句话：“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。因为历史会重演，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。通过它，我们能够、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辙的防御机制。”

中外摄制组的成员们，用脚丈量过一寸寸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土地，用摄像机摄录了一张张饱含泪水的故事，用照片记录了斑斑驳驳的伤痕。

细菌战的幸存者，用变形的肢体，述说着他们的故事。

灭门之灾的幸存者，用身上的刀疤，控诉着侵略者们的暴行。

慰.安.妇们，用身上的印记，展示着饱经摧残的人生。

被奴役的劳工们，用自己的苦难，直白地描绘着战争的残酷。

生活在继续，但有些记忆，却永远挥之不去。

热血沸腾的学生们，在倾听一段段历史的过程，逐渐变得成熟起来。

西蒙.维森塔尔中心的工作人员，看了摄制组的记录资料，慷慨地提供了大量的支持，帮助华国建立自己的纪念馆。同时，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，宣传这部来自遥远东方的纪录片，唤起人们对二战的记忆。

二战期间，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及他们的亲属，在西方各大媒体上讲述他们所知晓的抗日战争。

在有心人的支持下，各类研究抗日战争的书籍和学术论文，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旋风。

1976年春节前夕，关李两家人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在穗市的家里。

文彬和文榕骑着自行车，前往火车站，接终于放假归家的文雅和彦君。

这是家里唯二的医学生，区别在于一个读硕一个读科，共同点就是身为5+3的啃书狂人，为了追求进步，迟迟不能归家。

通往火车站的路上，拥挤异常。扛着大包小包的人，蓬头垢面，穿行在喧闹的火车广场。回家路途遥遥，但兴奋之心，掩盖了旅途的疲惫。

火车晚点，文彬兄弟在车站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，才接到姗姗来迟的文雅和彦君。

“文岚回来了吗？”跳上文彬的后座，文岚关切地询问最小妹妹的情况。

“回来了，跟着摄制组在外面跑了大半年，然后去后期做翻译，前天刚刚到家。现在，估计正在家里帮忙炸年货呢。”被风吹着透心凉，文彬赶紧再快速踩上两脚。

围着围巾的文榕，瓮声瓮气地问道：“姐，你还要再往上读吗？”

“嗯，学海无涯，我总想着往上攀一攀，看看能不能尽量打开一条道，提高肝癌病人的存活率。”文雅把手里的大包往腿上挪了挪，减轻手掌的勒感，“彦君以后想往神经外科方向发展，如果有机会，可能还得出国学习先进技术呢。我们学医的，随时更新知识，活到老学到老。”

“文彬哥，你们下学期就要分配了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”彦君扯了扯衣服，这从北往南走，一路走一路脱厚衣服，身上躁得慌。

“暂时不清楚，这两年外交那边缺人，师兄师姐们大多数往那边走了。我是英语方向的，不是去外事，就是去学校。无所谓啦，分到哪算哪，我是革.命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文彬爽朗一笑，“文榕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，我什么呀，我堂堂西北工大的汉子，当然是能进部队尽量进部队啦。做武.器、搞机械，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。对了，我昨天跟文岚跟妈说话，好像是文岚下定决心放弃统一分配，要求自选职业了。”